杨汉为何如此笃定的让黄六郎去县衙呢，这说起来再简单不过。一是，有张夫子的面子在，二嘛，这是有目共睹实打实的政绩，只要知县还有一点仕途上进之心，就不可能视而不见，更不可能任由下面的人上下其手，他反而要督促此事，尽量办的漂亮。
总的来说，算是双赢吧，不，三赢。
一，杨汉完成了承诺，还了张夫子的人情，还潜在的为乞儿等人找了个庇护之人，庇护之所。一旦书院建成，不说感恩，只要张夫子还有点恻隐之心，就不会坐视乞儿等人被人欺凌。而杨汉给乞儿等人的设定是，有饭铺作为后盾，衣食无忧，会在书院中一直读书，至于以后能走到哪一步就看他们自己了。
二，张夫子“立功”“为师”两全其美，名声更进一步，人人景仰。
三，刘知县，一旦书院建成，就是铁打的政绩，而且教化之功一向被视为官员铨选的重要依据。作为有可能成为大宋第五大书院的督造知县，甚至策划者，这是一辈子的闪光点，仕途无忧了。
所以，杨汉不用考虑刘知县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，甚至不用担心有人贪污之类的，刘知县会比他还重视，他只需出钱就行了。
其实还有第四赢，有人愿意出巨资为自己的政绩铺路，刘知县会明白饭铺的重要性的。所以，饭铺今后算是有了“丹书铁劵”了，本来杨汉作为饭铺的东家，受益者应该是他，谁让他不能出面呢，好处只能由黄六郎领受了。
所以，黄六郎作为饭铺明面上的负责人，在书院建造期间，他就算坏事做尽，只要不闹得天怒人怨，也会有人保他无事。大不了再张贴一张布告，推个替罪羊罢了。
官府出面召集营造队，出面采买建筑材料，价格比市价还低，黄六郎常常跟县衙派驻的两名吏人去城外工地巡视，作陪应酬都是免不了的。日子一久，黄六郎过惯了处处有人奉承讨好的日子，不免有些飘飘然，但好在他有自知之明，尤其是在杨汉笑着告诉他那些都是些恶狼，表面劝酒暗地里则盘算着如何将他剥皮吃肉后，他算是彻底吓醒了。
书院建造的速度很快，刘知县为了赶工期，要求必须在地面封冻前完成第一期工程。而在这期间，饭铺疯狂扩张，开到了二十家，一路上有官府保驾护航，没理由不顺利。杨汉有时候也担忧一旦书院建造完成，饭铺会不会被人卸磨杀驴，但他也不是全无防范。
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乞儿等人，他可以不赚钱，但目标不能失败，不然他做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
再加上有张夫子这个君子挡在前面，一些邪魔歪道想必还靠近不了乞儿等人。
注1：押录。或称押司、典押。上述方志所称“人吏“的主体在北宋主要指押录（押司录事的省称）。押录因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改称典史，所以又常称典押，它是宋朝承袭五代旧制在县府中设置的职位最高的吏员，可以算作县中的主管吏。最初，押录有前、后或上、下之分，由税户轮差，仁宗时，“诸县后行各抽充州吏，以二年替，仍轮上州充知后典“。[4]熙宁年间，祗候典实行召募制，从此，县吏不再抽差充州吏。作为人吏之首，押录的职掌范围很宽。主要有以下三点：其一，收发、签押、保管诸案文书。北宋末年成书的《作邑自箴》卷5，列有多条内容，表明押录参预了县级各种公务文书的接纳、督促检察办理进度、签字印押等过程。?其二，催征赋税。押录一开始就负有招诱亡户归业、管理田赋税籍、督征赋租之责。如宋初诏令督责开封府各县设法招诱流亡复业，“过限不首，本县令佐，并本村大户、地邻户长、典押，并当科责“[5]（《食货》69之36）。宋真宗末年，浮梁县名叫臧有金的一户，“素豪横，不肯输租“，往往由里正等代交。胡顺之为县令后，先后派里正、手力前往臧家催税，均无效，遂“使押司录事继之“，押录又催不到，县令只好亲自出马[1]（卷95）。为了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，在编造税簿时，典押、乡书手必须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由令佐押字用印。其三，协助办理狱诉案件。押录有收接民众诉状，分类分等交给官员审理之职责，[5]?有及时通知人追捕缉拿犯人之责，缉捕违限，“委官先追押录重断“[6]（卷11，p642）。
注2：胥吏对地方政务的危害又是非常突出的，特别是由于官员士大夫对公吏既依赖又敌视，于是，两宋文献中批评公吏的记载连篇累牍。早在北宋仁宗景佑四年，苏舜钦已经指出：州县之吏，多是狡恶之人，窥伺官僚，探刺旨意，清白者必多方以误之，贪婪者则陷利以制之，然后析律舞文，鬻狱市令，上下其手，轻重厥刑，变诈奇邪，无所不作。苟或败露，立便逃亡，稍候事平，复出行案。设有强明牧宰，督察太严，则缔连诸曹，同时亡命；或狱讼未具，遂停鞫劾；赋税起纳，无人催驱。近年以来，习成此弊。……实政理之巨蠹，黎民之大害焉[12]（卷874）。
注3：宋代地方官不但实行严格的乡贯回避制，而且往往实行远近交替的均劳逸任用原则，县官一般每三年满任便调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特殊情况下，或不满三年即已离任。而胥吏实行召募制后，没有任期，多由当地熟谙县政利弊的专业化胥吏长期连任，他们或相互引荐，或父兄继任，长期把持一方，使初来乍到的县官不得不依靠他们，容忍他们的专权。宋人认为，“吏强官弱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[23]（卷8）；[5]（《职官》60之39）。现代学者也多将此列为原因之一。
胥吏为恶，也有官员的无能与纵容的原因。宋代吏人的政治地位是很低的，法令有许多严惩吏人的规定，[11]?州守县令都有权直接将其绳之以法。如果官员严明执法，敢作敢为，还是可以防止吏人过于专横的。就大量吏人专横的事例看，主要是官员的贪庸不明或怠于政事造成的。所谓“县令不明，则吏因差役并缘为奸“[16]（卷2）；[5]（《食货》14之28）。正是因为县官不得其人或治吏不严，政务一切付之胥吏，才导致了吏人因缘请托，假借官府权威而专权的结果。[12]而南宋时，有些地方官自诩清高，不愿关心政务，甚至嘲笑那些勤政者。“今之世，有勤于吏事者，反以鄙俗目之。而诗酒游宴，则谓之风流娴雅，此政之所以多疵，民之所以受害也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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